亲历者回忆中国核武器探索的峥嵘岁月

　　六十年前，新中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同时还面临着西方大国的核讹诈与核垄断。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批壮志报国的科学家为了祖国核事业“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面对面》采访了原二机部第九研究所三位参与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胡思得、李德元和李维新。

　　三位老专家都已是耄耋之年，但加入这项事业时，他们都还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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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武器”三个字后面是“跟任何人都不能说”的隐秘

　　1958年7月，北京西郊的一片高粱地里，一座崭新的办公楼开始动工建设。这座名为“花园路3号院”的办公楼，是为一个叫“北京九所”的机构而建。一项隐秘而伟大的事业，即将在这里开始。

　　当年8月，22岁的胡思得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九所。来九所报到的当天，他见到了第九研究所一室主任，33岁的邓稼先。

　　胡思得： 我们本来叫他邓先生，他不同意。他说你不能叫我邓先生，叫邓主任他也不愿意，怎么办？他说你叫我老邓就行了。

　　年轻的老邓给年轻的大学生安排的工作是，学习一本“稀缺”的俄文书，钱三强从苏联带回来的《超声速流与冲击波》。胡思得回忆，学习是认真的，但学来学去，为什么要学，成了大问题。一个月后，他“斗胆”向邓稼先提出，“能不能开一个党小组会，给我们讲一讲到底干什么？”

　　胡思得： 他请示了领导以后，先开党小组会后来开了全组会，给我们讲：我们要搞核武器。讲完“核武器”三个字，后面讲了一大堆不能跟任何人说我们是干什么的话，至少讲了二三十分钟。

　　1957年，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按照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九所的任务就是消化这些资料。

　　但到了1959年6月，苏联致函中国，表示不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如何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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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爱情故事 哪怕被饿到浮肿也没有停止过的计算

　　1960年，苏联政府撕毁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协定和合同，苏联专家带着重要的图纸资料撤出中国。有种悲观的说法：中国再过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短缺影响了全国，但九所的大楼里，哪怕被饿到浮肿，算盘和手摇计算机的噼啪作响也从来没有停过。年轻的科研人员在邓稼先的带领下，紧张地进行着“九次计算”。

　　胡思得： 我们有几位同志就浮肿，我们还羡慕他，因为浮肿可以发很大的药丸，一吃以后吃饱了。当时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有一个任务，晚上十点钟的时候一定到办公室来看看，把浮肿的同志赶回去，但很多浮肿的同志到外面转转，书记一走又回来了，都是自觉自愿的，没有人要强迫你这么干。

　　记者： 美英法苏，他们都是用什么算出来的？

　　李维新： 美国为了研制原子弹研制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计算机。我们国家真正有第一台计算机是1963年，也是我们专门用的，但是我们用的计算机跟美国计算机百万次每秒计算速度相比，差了上百倍。为了保证精准就得靠精确计算，反复检查。

　　当时，24岁的李维新和28岁的李德元是1960年刚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

　　李德元： 九次计算结果都跟苏联不符合，彭桓武先生坚持，这关不过，不能往下进行。

　　记者： 你觉得这样苦不苦，单调不单调，枯燥不枯燥？

　　李德元： 很单调，但是心里怀着宏大的目标。很多记者很多作家要想写我们的故事，来找我，我就说你们不要写，这里面没有故事性，没有爱情，是很枯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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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翻苏联数据 “九次计算”为核武器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所谓“九次计算”，就是利用特征线法解流体力学方程，模拟从启爆到碰靶的物质运动的全过程。如果计算结果和苏联资料中提供的数据接近，说明九所掌握了原子弹的工作原理，只有这样，才能开始原子弹的理论设计。

　　但是，九次计算历时近一年，所得结果十分接近，但其中一个重要数据和苏联专家讲课时提到的技术指标不符合。

　　1961年，周光召加入九所。

　　胡思得： 他从头至尾把我们的数据重复算了一遍，觉得没错，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一个怀疑，会不会苏联专家的数字给错了？

　　记者：你们年轻人怎么看他这个怀疑？

　　胡思得：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怀疑，我们要听他后面的解释。一个没有搞过原子弹的人，否定原子弹专家给的数据，这谈何容易？

　　从炸药能量的利用率入手，求出炸药所做的最大功，周光召利用最大功原理证明了九次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和苏联数据的不可能。

　　九次计算持续将近一年时间，反复磨砺，厚积薄发，为之后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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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布泊腾起了蘑菇云 办公室研究者却不敢欢呼

　　九次计算结束后，原子弹的研制加速进行。1963年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了。邓稼先在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上，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1964 年10月16日，罗布泊一声巨响，火球腾地而起，冲击波从地面上卷起粗壮的尘柱，戈壁滩上冉冉升起翻滚飞腾的蘑菇烟云。根据现场采集的数据表明，爆炸威力初估 TNT 当量在 2 万吨以上，科学家们确认这是一次成功的核爆炸。

　　那一天，胡思得身在青海核武器生产基地，李德元和李维新依旧在北京的九所办公室里。

　　李维新： 那一天大家都不说话，在办公室安安静静等着。周光召平静地走进来，大家就看着他，周光召向大家报告:我们试验获得了圆满成功，哇！大家鼓掌，不敢欢呼。

　　记者： 为什么不敢欢呼？

　　李维新： 因为我们的会议室靠围墙太近了，怕我们的声音传到外头。

　　记者： 传过去大概人家也不知道你们在干吗。

　　李维新： 那个时候保密，的确是很紧张，欢呼都不敢。大家都热烈鼓掌，然后互相握手，那个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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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核武器突破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家国情怀和科学精神”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中国成为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为什么中国人只用两年多时间，就实现了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很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家国情怀，是九所人给出的第一个答案。

　　胡思得： 这些老科学家从旧社会过来的，亲身感受到国家如果弱了，就会受帝国主义欺负。这口气很难咽下去，所以一有机会能够为国家服务，他们都要回来，“我愿以身许国”，就这么六个字。

　　60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人都已经成为耄耋老人，他们依然怀念核武器研制过程中的科学精神，只问科学不问人的讨论，是科学工作者最珍视的工作氛围。

　　记者：科学精神 到底是什么？

　　李德元：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正确就是正确，错误就是错误。

　　记者：在我们看来这很简单。

　　李德元：很简单。

　　记者：为什么您从这么卓越的科学家身上，学到的就是最简单的东西？

　　李德元：科学就是简单的东西，很多科学知识都是上层的东西，真正的基础是科学态度，一个人真正受用一辈子的东西，是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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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稼先坐在轮胎上的最后工作 为中国的热核试验争取时间

　　1986年，因直肠癌晚期做了几次大手术的邓稼先只能待在病房里。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的洞察，让他和于敏意识到美国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倘若那时我国该做的热核试验还没有做，该掌握的数据还未得到，之前的积累可能功亏一篑。

　　胡思得： 邓稼先和于敏讨论美国人现在到底什么水平了？苏联到底什么水平了？后来一分析如果一旦不做核试验了，对美国和苏联损失不大，但我们中国刚好是爬坡阶段，这个坡如果爬不上去就掉下来了，邓稼先很着急。

　　中国需要在全面禁核之前，争取时间，加快热核试验，为未来赢得先机。

　　胡思得： 最后就是于敏同志先起草报告，我当时是副所长，负责把这个报告送到301医院，让老邓去修改。当时邓稼先因为直肠癌没法做凳子，只能坐在轮胎上。他人已经很虚弱了，流着冷汗，坐在那里修改。修改完我再带回来，交给于敏同志讨论。

　　由于敏、邓稼先执笔的报告完成后，交送中央。报告完成不久后，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离世。几天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文章，“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逝世 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切哀悼”。隐姓埋名28年后，世人终于从邓稼先的报道中窥见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艰辛历程。

　　邓稼先走后，胡思得从副所长到副院长、院长，主管核试验。最后几次加快核试验的任务由他来执行。在一次次的突破中，曾经的小字辈已成为老者。他们人生的四分之三，都交付给了九所，那是他们人生中，最黄金的岁月。

　　如今，胡思得84岁，李维新84岁。

　　接受我们采访不久后，李德元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8岁。

　　李德元： 我参加了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这是我一辈子的价值。我很自豪，参加这么伟大的事业。我大言不惭地说，我对国家是有贡献的，这一辈子过得可以。